TUJAMO & 于欢

Boom,阴郁的清明天气成功助我午觉睡到了下午四点半,起床过程艰难又美好:先从梦中做的梦中醒来,再从梦中醒来,再睁眼、闭眼,不确定是否仍在做梦,然后点亮手机,依然感觉自己在梦游…… 昨天晚上只身前往M2-TUJAMO专场,朋友中知道这个DJ的可能除了超超无他,最开始接触起于一个非常逗比星战主题Remix→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jk0MTc0MA==.html 因为是专场,有许多和我一样9点半就早早到场的乐迷,整体气氛很不错,在第一排撑了半个小时淋一身香槟。 比较失望的是现场都是一些脍炙人口的track,个人风格比较少,也没有听到星战片段。而且可能前一天在杭州嗓子喊哑了,带了个黑人小哥给他喊麦,全程一个屁都没放。。。 视频↓ 爆炸消息:和路人聊的时候听说Ultra今年9月可能会来上海!!!     最近网络热点又从萨德转向了山东的于欢案,作为正在学习刑法学的备考生,我觉得今年法硕大概率会出有关正当防卫的材料分析题。未雨绸缪,分析一下此案,立下Flag。 百度百科有关于华案的事件发生描述:催债人用极端手段侮辱被告人的母亲。有人报警,民警来到进入接待室后说“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随即离开。被告人欲离开但被阻止,摸出了一把刀……4个催债人被刺中,其中一人失血过多死亡。法院认为,虽然当时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受限,也遭到侮辱,但对方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出警的情况下,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匆匆赶来的民警未能阻止这场羞辱。情急之中,22岁的于欢摸出一把水果刀乱刺,致4人受伤。被刺中的杜志浩自行驾车就医,却因失血过多休克死亡。 问:1.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2.于欢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 答: 1.于欢的行为部分属于正当防卫。所谓正当防卫,就是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本案中,于欢见杜志浩脱下裤子对其母亲施以极端手段,已经着手实施侵害,已经威胁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为使母亲免受侵害,于欢刺伤杜志浩的行为符合正当防卫的条件。但其刺伤杜志浩三名同伴的行为,由于三名同伴的不法侵害尚处于犯意表示阶段,并未着手实施,属于事前防卫,不属于正当防卫。 2.于欢刺伤杜志浩的行为构成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刺伤三名同伴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于欢在情急中摸出水果刀乱刺,其主观上明知乱刺可能会伤害到其他在场人员,但放任这种行为的发生,最终刺伤另外三名同伴,属于间接故意,符合故意伤害罪的主客观条件。   如果这题按照网友的意见作答,估计1分都拿不到。虽然复仇是亘古不变值得赞颂的行为,但因为于欢法律意识淡薄,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暴露了太多犯罪主客观事实,基本没有改判的可能,终审结果只可能在刑罚上变动。法律的本质是由国家制定的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绝不是为特殊对象量身定做匡扶正义的工具,是在宏观上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的普遍性适用规则,在调节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其作用主要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稳定性和执行社会公共事务。一部好的法律,不能仅仅以是否伸张了民众心中的正义为标准,更是应该以同一个案件由任何一个法院、任何一位法官是否都能做出同样独立、客观的裁量为准。 基于此案广泛的社会关注,如果裁定无罪,无异于鼓励个人复仇这种私刑,面对不是十分紧迫的侵害,会有更多人倾向于使用暴力进行反抗,而非诉诸于法律,有悖于法制社会的建立。 为了保护母亲而犯罪,依然是犯罪;为了爱国砸日本车,也依然是犯罪。

有关朋友遭遇的两点思考

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在微信上伸冤,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在早高峰期间,上班挤地铁,地铁内人挤人,期间与一陌生男子发生无意识的推搡,男子以为是朋友当时有意而为,因此在列车停靠开门时将朋友推出车外,并伴以语言侮辱。 朋友将当时的感受描述为:长这么大没有受过的委屈、只有经历过才感受得到的无助。 正巧今天早晨我也看到一则类似的新闻报道,同样是地铁内,一男子对陌生女子进行辱骂、恐吓,并抢夺女子手机,起因是女子要求男子扫描二维码支持创业。 两个案例中,两名男子在地铁内对女性使用肢体和语言的暴力,在场的其他人无一例外地都没有伸出援手。 愤怒之余,经常乘坐公共交通的读者可以做几个假设: 1.如果你独自出差在外,遇到以上情况,是否会出手相助? 2.如果你日常通勤过程中,遇到以上情况,是否会出手相助? 3.如果你和同事一起上班,遇到以上情况,是否会出手相助? 对我来说,以上三个假设中出手的可能性是递增的。   “见义勇为”是社会的道德要求,见义勇为的行为受到社会的肯定,受到他人的称赞,除遇到个别有条件的受助者外,这种肯定和称赞通常是精神层面的。因此在以上三种假设条件中,对于我来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方式不同,导致出手相助的可能性截然不同。 在出差环境下,受到陌生人赞赏、自己良心上的满足等等精神层面上的收益通常与阻止暴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危险不成正比,因此我会谨慎考虑对方是否可能对我的人身造成伤害,以及我的行为是否有可能耽误工作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在日常通勤中,我与周围陌生人再次相遇的几率远远大于前一假设环境,如果我不作为,也不足以引起他人的关注,如果我出手相助,我也许会在日后的通勤过程中重复获得精神层面的收益,甚至存在被当地媒体报道,被家人、同事、领导所知的可能性。因此,在不存在重大风险的条件下,我会出手相助。 在和同事一起上班过程中,为了维护其实并不真正存在的”高尚道德“,我一定会义无返顾地上前阻止,即便身中数刀,一定会被冠以”英雄“的名号,从而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反之这三种情况对犯案者同理。   一个人在陌生环境犯案的可能性绝对是呈指数级递增的。 从来没有妓女在自己家楼下卖淫,甚至在同一城市卖淫都很少见。在法律以外,道德以其特殊的利益实现方式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在”熟人“社会,道德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相反,在陌生社会,其作用微乎其微。(这可以解释上海人歧视外地人的合理性)   再返回事件的起因,我的朋友无意识地”推搡“到犯案者,另一位女士进行扫码推广时也完全没有意识到会造成犯案者的过激反应。 这样的无意识,用当前法律和社会标准去衡量,行为无主观意识不为罪(过失犯罪除外),犯案的两位男子反应过激,至少属于防卫过当。 但, 假设一:某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安”不具备主观意识,在执行一次设定程序的过程中,推搡到了某男子,某男子反映过激,使用暴力将“小安”的头拆下扔进垃圾桶。 假设二:某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安”已经具备使用机械行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反应的高级自编程能力,在公众场所某男子无意地推搡了“小安”一下,小安反应过激将某男子一下推至500开外,当场死亡。 假设三:某款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安”已经具备使用机械行为对客观现实世界进行反应的高级自编程能力,某男子反应过激殴打某女子,小安无动于衷。 第二个思考其实与第一个关联度并不大,我想表达的重点是,在人员高速流动的大城市,假设存在极端情况下的非“熟人社会”,即每一个人都不认识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依然以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条件,但道德完全丧失其价值,如何约束每一个人的行为,是否与“如何约束人工智能行为”这一命题不谋而合? 因此又发散引起更多地思考: 最初级的思考:已知人工智能尚未完全具有自主意识,那么再假设一中,“小安”是否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推搡行为是否是男子没有及时躲避的过失?如果“小安”是无责任能力人,那么他的所有人是否有权利向男子索赔? 高级的思考:已知人工智能已经具备初步的自主意识,能够对客观现实社会做出反应,但尚无法感知“道德”,甚至可以说“小安”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机器人,那么我们是否有权在道德上去谴责“小安”?我们是否需要为人工智能制定特殊的“道德法”? 最高级的思考:如何将现实社会中的法律、社会规范、道德、习俗等等成文的、不成文的一整套规则植入人工智能。当人工智能机器人成为完完全全道德高尚的“圣人”后,人类是否应该自我谴责,自我灭绝? 我认为,这些问题是这个时代的法律人需要思考的。 (到这里就懒得再思考下去了,结尾) ▽昨天的加班照

一周记事

有一段时间没有写过流水账式的文章了。 来尝试一下用微信公众号文章的格式发布。 本周要事: No.1 安曼生日 之前安曼的生日都没有正经买过礼物。 No.2 “抵制乐天” 周末两天微信朋友圈被此类消息刷屏,也收到这样的消息 “ 中国人觉醒起来,中国人团结起来,卡死乐天! 希望有血气的中国人,将此文每天转三个群,连转三个月,即可看见韩国巨人乐天集团的倒下! ” 我简直笑得肚子疼好么! 到底好笑在哪,仔细想想: 1.韩国政府部署萨德,乐天只不过是提供地皮,萨德还是美国生产的,沃尔玛也别去了好么。 2.韩国政府怕北朝鲜核弹,中国如果是亚太地区的大哥,应该给韩国提供防空导弹,而不是看到人家买了美国导弹才想到抱怨。 3.2006年朝鲜第一次核试验,2017年2月中国正式宣布停止从朝鲜进口煤矿,出口中国的煤矿创汇超过朝鲜全国总量的50%。 所谓的法治社会,就是以政治为借口,挑唆、放任中国公民对一家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依法纳税的韩国企业进行攻击吗? No.3 Dance 最近逐渐将运动的重心转移到舞蹈上, 除了大腿粗了一圈以外,没有什么不好, 也不会因为外面下雨或是空气不好受到影响。 No.4 工作 最近拿到了人生第一份销售订单, 虽然我是行政岗位,但也有一颗做销售的心, 在QQ上陪着客户聊天,随时响应要求,给生产部门及时传话, 入供应商的材料来来回回修改了不下10遍,总算有个5位数的订单,心满意足。 No.5 备考 法理学学习结束以后,转战刑法学, 之前的内容已经忘了一大半,法理学学习收获最大的就是:养成透过现象看本质的习惯, 法律不是万能的,它总是落后于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人们的习惯,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对我们约束最大的并不是法律的法条, 即便很多人一辈子没有看过法律条文,在社会混久了,对社会的“规矩”了然于心, “规矩”、习俗、道德约束其实是比法律更有效、成本也更低的治理手段。 通过对社会现象的研究,找到事物运作中内在的规律,将这些看不见的规律变成看得见的法条, 才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法治社会的核心。 本以为法理学是纯理论课程,所以先作为硬骨头下手,想不到却比刑法学有趣太多了。 No.6 音乐 Oliver Heldens 最近新关注的小鲜肉DJ 95年的弟弟,浓密的络腮胡真是让我眼红 每周更新的Heldeep里面有他的旁白,声音和他的外形很像,有点懒懒的感觉。

我和秋菊的悲剧

在中国的法治追求中,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复制西方法律制度,而是重视中国社会中那些起作用的,也许并不起眼的习惯、惯例,注重经过人们反复博弈而证明有效、有用的法律制度。——苏力   《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对于岁数长于我的前辈应该是上个时代的记忆,对于岁数小于我的、尤其是在大城市长大的朋友们,应该是第一次听说。 在一个冬日的下午,我在温暖的家中观看了这部电影,张艺谋用极简、轻奢的画面风格,讲述主人公“秋菊”的丈夫因为发生口角,被村长踢中下身,秋菊认为村长可以踢他的丈夫,但不能踢下身的部位,要为丈夫讨一个“说法”(实际上是希望村长能够当面认错道歉,而非经济上的补偿),从最初的行政调解未果,最终演变为行政诉讼,无意将村长送至看守所的故事。电影中80年代中国北方农村人民生活习俗、思想观念与社会法律制度正面碰撞,也引起我作为公司集“立法者、司法者、执法者”为一身的行政主管的思考。 就在本月,我通过公司邮箱颁布了3项公司管理规定,主要就员工的上下班考勤、办公室环境、着装、纪律提出了要求和处罚措施。制度本身的出现,可以归咎于个别员工出现的、明显有违一个公司正常运作的行为,以及行政部一直以来无法可依、无理可管的困境。因此我在网络上借鉴其他公司成熟的管理规定,经过各部门主管讨论并以签字的形式确认制度本身后,经总经理批准颁布。除因公司组织架构不健全导致的“立法、司法、执法”三权由行政部统一行使以外,从内容到流程,我认为都是公正、合理的,能够形成一个“乌托邦”式的公司环境。 结合《秋菊打官司》来看,与秋菊想要讨一个“说法”的要求类似,公司领导层无非是想要一个“严肃又活泼”的办公环境。原先粘贴在集团墙面上看似可笑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仔细想想,的确是一种同事关系的高度概括:将所有公司员工视作一个整体,整体内部关系紧密、相互依赖、互帮互助,能够克服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无法预料的困难。就像电影中的村落社群,在村民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在无数次的小摩擦里,人与人间产生了一种熟悉,建立了一种相互的预期,依靠着这种可以预测到必然结果的、在村民心中具有公正性的风俗习惯,村长能够主持调解村内大大小小的家庭纠纷、财产纠纷。 但实际颁布的管理规定,可以理解为电影中秋菊无意诉诸的法律“援助”,通过精心的设计,建立能够普遍适用的、对个体提出一系列要求的管理条例,似乎明文规范了员工的应遵守的纪律以及由此可享受到的良好办公环境,却无意间打破了这种社群关系和社群中人们之间的默契。 我,就像电影中的“秋菊”在结尾听着拘留村长的警车越开越远,满脸疑惑不解。通过正常手段的建立制度,却使我越来越被公司同事边缘化,处于一种无争执却极为冷淡的关系中。我很好奇,如果哪天我真的扣了某个同事的奖金,我们还能维持现在貌似平和的关系吗? 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境地,在规范管理时最需要我们思考的,不是生搬硬套外来“乌托邦”式的制度条例,也不是简单喊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口号,而是如何将一些不起眼的、说不出却有效的习惯和惯例总结归纳,赞扬、引导那些正确的,谴责、禁止那些不正确的。